原标题：从西安交大话题，再谈“大单位”的舆论意识和舆情意识
（注：内容有所删减）
本文简单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谈舆论意识，第二部分谈舆情意识。舆论和舆情的区别和联系，在文章末也简单说明了几句。
一、舆论回应的问题
大学出台了一个政策，为何有责任有义务回应媒体或者网民的疑惑？这实际是个舆论意识问题，也是个关系到公众知情权和社会责任的问题。
开门见山地说，大学无论是公有制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因为它作为大学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是一个公共机构，一旦出台重要政策措施，就会引发媒体和民众的密切关注。看看西安交大出台“不再将四六级成绩作为学位授予条件”政策之后，包括央媒在内的各大媒体都纷纷进行了报道，就知道这不仅是一个局限于校园的政策，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作为社会密切关注的大型机构，那么它本身就产生了公共性，也就和公众的知情权挂起了钩。和大学一样，那些受到社会关注的大单位、大机构，无论体制内外单位，都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就一些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回应，这是个社会责任问题，也将对单位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产生影响。这就如中国设立发言人一样，是个影响力的产物，是中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国际影响之后，才在1993年首次设立了发言人制度，回应媒体对于一些大政方针的关切。
当然，一些大学和一些领导可以不同意这个看法，或者回复“不便答复”或者“无可奉告”，但是不影响我们上述说法的合理性。如果你不回复，也没有法律责任，更无人逼着你回复，除非按照规定，一些重大舆情需要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但是沉默会带来舆论压力，这种压力本质是媒体和社会心理的不满和不满足，因为你没有解答公众的疑惑，这个需求会一直存在，能否满足这种需求，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学校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机构的适当回应，还隐含着现代社会对于公权力进行监督的需求。
公权力是现代社会最容易引起广大民众警惕并群起监督的权力形式之一。权力就其本能和逻辑来说，很容易走到集中、自私和奴役的道路上去，因此需要监督。就一个大型机构来说，负责人或许更倾向于简单甚至拍脑袋出台一个政策做法，然后随意抛给社会大众，至于后者接受不接受，他们反倒不大想理会。但是当现代社会的治理原则和文明法则，要求掌权者必须就此回应的时候，就意味着接受了公众的监督，从而防止权力的滥用。因为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政策细节、政策后果，常常会被追问或者追责，这就具有相当的警诫价值。那些试图保持沉默的机构，给公众的观感，就是对于监督的抵触，和某种软抵抗，反倒容易招致舆情。
因此，大学和大机构的沉默，其实就是一种“舆论债”，
网民和公众作为债权人，会隐隐感到不足。如果你一直拒绝回复，民众尤其是其中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群，会觉得你缺乏某种公共素养和文明素养，会给大型机构的负责人带来压力和风险。这就是外在的舆论压力带来的后果。必须要说明的是，所谓的“舆论”，其实主要是人群中具有影响力的少数人提出了某种看法观点，然后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和拥护，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也就是说，大学可能某些时候得罪多数人都无所谓，但是冒犯或者得罪关键的少数人，会导致真正的后果。
还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了“媒介社会”的时代。
大学和一些大型机构需要对一些事件和政策进行回应，所谓“媒介社会”，就是百姓和政府，以及和一些大机构之间的信息传播和传递，主要是通过各种网络和媒介进行的，双方不再进行直接的接触。民众通过媒介了解公共机构的动态，再通过网络平台发表看法，形成舆论和舆情，公共机构则通过大数据、新闻报道或者信息渠道有所了解，就需要对这些舆论舆情进行回应，才能形成良性的动态。一旦沉默，就导致这种良性互动陷入了一个中断和梗阻，意味着一种生态的恶化。
我们从以往的案例能够发现不少类似的教训，就是因为不愿意回应或者回应不及时导致了后果。事实上，大型机构对于社会公众的回应，在计划经济时代和传统媒体时代，是个少见的情形，只有在新媒体时代，这种回应才成为常态，并在中央相关政策的推动之下，各种发布、发言人、网络回应、网络问政才正式成为制度，逐步为人接受，并成为公众参与监督的重要形式。
当然，关于舆论，是个非常复杂的学术和实践的话题，值得探讨的内容更多。但是综上所述，已经足以说明，大学和大型机构出台的政策做法，一旦吸引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就应该给与社会公众满意的回应。
二、舆情素养的问题
上面谈的舆论回应问题，是个对应权力监督和社会责任的问题，是个舆论的意识问题。
本段要谈的舆情素养问题，它是大学和大学机构及其负责人的风险意识问题。
如果没有风险意识，那么决策之初，就无意中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走上了通往危机的不归之路。因为危机一旦爆发，是很难再回到从前，也不可能进行完美修复。
这个方面的话题，其实在本公众号里众多文章里，经常性地谈及，这也是公众号设立的服务初衷之一。但是对于大学，则有必要再多谈一点。
很少有人认识到，大学在今天的中国，不再仅仅是个研究机构，
已经是个权力机构，而且是权重很大的权力机构。
大学严重的行政化仅仅是一个表象。随着大学的扩招，无数本来缺乏资质参与高考竞争的人们也奋力投入到了这场决定人生命运乃至家族未来的人生博弈之中，大学入口成为决定这场竞争成败的决定性关口。权力的来源之一，无外乎在大众争夺稀缺资源的时候，能够成为决定资源分配的主导性力量。大学因此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再加上高考的录取、班干部竞选、入党入社团、优秀生推选、研究生的推免、就业推荐、研究生录取、博士生录取、留学推荐、导师点石成金“金手指”效应等，都存在无数的权力运作环节和行使细节，因此，人们想到大学，就会想到各种权力的运作和这种权力决定性的影响，学术和成绩反倒不在优先考虑之列。因此，大学作为权力机构，对于社会心理来说，影响深远。
但是，大学的各个环节的权力，又是掌握在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的手里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复杂的学术圈权力现象。
一方面，民众普遍将掌握权力的人视为有权的人，视同领导或者干部；但是另一方面，掌握权力的知识分子却很少将自己视为“领导”，起码不会将自己视为有权力的人，他们只认为自己掌握了学术链条上的某个录取、把关或者过滤的学术权力，而在他们眼里，这种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千差万别，迥然云泥，并不妨碍他们对于领导干部和行政权力采取严厉的批评和监督的姿态。他们通过批评行政权力，彰显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批判性，甚至所求更多。即便中间有一些堪称为受贿或者腐败的行为，也被认为是一种文人无伤大雅之举，或者是一种附庸风雅之举，小节有亏，而无伤大节，更和大是大非的党纪国法、贪污腐败问题八竿子打不着。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对于不同权力的厘清，达到了对于社会监督的豁免或者免疫。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学术圈的权力现象，权力的掌握者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是和社会认知和社会定位，大相径庭的。
因此，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常常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决策行为不过是学术圈里的行为，
是学术行为，或者起码是服务学术的工作。可能在拍板决策的时候，并未考虑到复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的复杂反应，即便出现一些后果，也是一种“可接受的误差”，大不了重来一次，如同再考一次，重新来过，分数依然有效。至于向社会正式回应，给公众报告，更是出乎预料，不在考虑之列，因为还要开会商量、写作通报、顾及反响，感觉繁文缛节，不堪其扰，甚至感觉是向社会开放学术权力，不如置之不理。
所以，国内不少大学的政策或者做法，常常导致突如其来的网络舆情，因为他们在一开始决策的时候，就没考虑到风险后果，从而直接将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火山口上。
我们以这样的视角来考察国内一些大学的做法，会发现这种风险行为比比皆是。比如近年来出现的为留学生热情服务的做法，就没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敏感心理；将录取、推免等环节视作学术圈内的事情，导致屡屡曝出舆情；导师和学生之间不被祝福的感情，引发围观；向社会发布的通报错漏百出，等等。
为此我们建议，对于大学校园里的教学研究一线的老师或者行政岗位工作者，都应当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更新自己的权力意识，以更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站在公众的立场来反观自己的决策行为，提升风险意识和舆情意识，严防自己的学术权力导致严重的舆情。
在决策之前，以舆情意识强化风险的研判；在决策之后，以舆论意识来履行社会责任。
这正是本文希望大学等大机构能够达到的目标。
文章提到的舆论，用的是它一般意义上的意思，指的是公众的观点或者共同的话题。当然，学术领域的舆论，并无统一的概念，也有人认为舆论是想象中的，并不存在。这里不做探讨。
文章提到的舆情，用的是它狭义的意思，指的是网络中的网民看法，更多是质疑、批评，意味着风险。广义的舆情，包括线上线下的一切热点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