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百姓生活中两件大事相隔一天先后迎来了“大结局”。一是，全民追剧的热播剧《狂飙》在2月1日晚播出了最后一集；二是，2月2日，国人密切关注了一百多天的“胡某宇失踪案”，也迎来当地联合调查组的最后通报，确认胡某宇是自缢身亡。前者的热议和某种“爽剧”的结尾，有没有为后者的落地做了一定的社会心理铺垫，是个可以研究的问题。
“胡某宇失踪案”的通报，虽然网络上还有一定的质疑声音，但是通报会的结论直接上了标题，已经形成了覆盖性的优势，意味着发布会的基本过关。况且，在今天的社交时代，很难做到一种观点一统天下了，总是在网络和社会的某个角落里存在一定的异议和质疑，但如果这种不同声音缺乏足够的能量掀起更大的波澜，那表明仅是小众的意见，整体的网络舆情就是安全的。
本文今天要谈一谈的《狂飙》，类似题材在近年来成为一种热门的影视现象，从《人民的名义》到《扫黑风暴》，再到这部刚刚落幕的《狂飙》大剧，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掀起全民观剧潮，可见这种题材本身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关注度。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影视剧涉及反腐、扫黑除恶等群众高度关注而且涉及切身利益的事情，而且很多情节如底层百姓的挣扎、落马官员和黑社会头目的复杂经历，再加人物受到着重刻画，观众产生了强烈的现实代入感。
既然有代入感，就难免和现实产生这样那样的关联，产生某种舆情风险的唤起。我们探讨的话题就是，这样的敏感题材的尺度，近年来显然是放宽了的，而尺度的放宽，又如何影响到社会心态和社会生活?
影视题材愈是贴着现实，愈是有现实的舆情风险。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候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几乎是看着香港的警匪片走过的。但是看过之后，内心常常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困惑：
香港当时被认为是非常繁华发达的地方，但是为何在影视剧里竟然这么乱七八糟的呢?光天化日之下打劫的、警匪街头混战的、黑社会欺行霸市的……而且各种黑社会老大在影视中还被偶像化，让人担心这会不会引发社会道德的混乱?类似现象不一而足，让人严重怀疑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真实性。
但是后来看了相关导演的访谈和市场的看法，这才有所释然，原来香港无论是导演还是观众，将影像作品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生活是生活，影视是影视，影视的打打杀杀只是导演的“狂想曲”，给现实生活的人们提供一种视觉的享受或者刺激，在观影中找到一种娱乐放松的感觉。
后来又看了美国好莱坞大片和西方社会的一些影视，更进一步认识到，有一种产业本身就是娱乐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种电影业，只要导演创作的内容不违法、不违背各种公序良俗，或者适当进行一定的分级，任何天马行空的构思和创作，都能被社会接受，观众也将影视和生活分得明明白白。
而反观我们这里，群众长期受到“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种观念的影响，总是将影视作品、小说创造和现实的土壤联系起来、等同起来，从而产生“强关联”甚至出现“阴谋论”。此外，上述这些影视剧的导演和创作人员也秉持了这样的现实主义创作观点，在各种访谈中反复说明，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综合了各种现实真实案件的，源于现实土壤的，有的还得到中央相关方面的有力支持。如《狂飙》导演近期接受媒体的访谈，就反复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这样的创作说明，更进一步拉近了观众和人物的心理距离，甚至认为很多内容就是对于现实的写实和“再现”，这就涉及到影视作品和现实社会的关系问题了。
而类似影视中，那些性格复杂、亦正亦邪的主角，如《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狂飙》中的高启强等人物更容易受到关注，他们有过奋斗，也常常来自底层，满足了代入感和“慕强心理”，甚至演员的优秀演绎，出现了偶像化，这又带来了一个社会评价问题。导演和创作人员将主角视作艺术人物，但是不少观众可不这么看的，而有可能认为就是真实的，甚至可能导致价值观的混乱。
国内反腐影视常常引发“索隐”猜测
如上文所言，影视的导演和创作人员常常说明作品是基于现实的，观众也倾向于影视人物和现实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了不少的影评和评论，将人物的性格和演变过程从现实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寻找根源，出现了不少的“索隐派”。
所谓“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是民国时候研究《红楼梦》的一个派别，常常透过《红楼梦》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来探索作者隐匿在文中可能的个人经历、朝廷君臣关系等事实，力图从情节和人物中考察所谓的“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索隐其实就是刻意从文学倒推到现实中，寻找现实中对应的真人真事，从而证明作品所涉人和事是大有来历的，是一种隐晦表达的现实。
我们看无论是《人民的名义》还是《狂飙》，都引发了不少的类似的索隐，就是刻意地将影视作品的人和事，和现实中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提出某个主角对应的现实中的某些官员，将影视中的官商勾结和现实一一对应，完全混淆了艺术创作和现实生活的界限。
比如，有些人索隐《人民的名义》中的正面人物侯亮平之所以敢于硬杠腐败官员，是因为有强大的“政治背景”等；《狂飙》中的孟德海在结尾处略显仓促的命运，也被索隐派描述为由于现实相关方面的介入，修改了剧本，导致了人物结局的意外等等。类似的索隐内容还有不少。
也就是说，索隐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者申明现实主义题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不少人力图证明影视真实对应着现实，甚至影视中的官商勾结、黑社会利益的盘根错节，和现实都是一一对应的，这就等于利用虚构的情节“黑化”了现实社会，出现了一种双刃剑的社会效果。愈是证明现实主义作品，愈是可能产生一种现实的风险，这显然成为当下一种影视创作的悖论。
“娱乐产业”适当独立出来有助社会更安全
我们在上文谈了这么多，实际上是想说明，中国社会中长盛不衰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以及影响至深的“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理论观念，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全民拥抱娱乐的时代，遭遇了某种挑战。
在传统媒体时代，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如小说作品、影视作品都是层层把关的，作者也都是深入体验生活才拿出作品的，而这些作品又统一地纳入文艺宣传和主旋律宣传的范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完成了教育、审美、宣传的功能打包。影视作品一方面源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还要服务于现实生活，其中不能出现一点的差错，各级各领域的“把关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进入新媒体时代，人们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出现了很多和传统媒体时代不太一样的东西，比如，人们将网络内容本身当做了某种娱乐工具，各种迎合了人性中娱乐需求的内容大爆发，各种影视剧降低了教化的功能，而主要提供娱乐功能。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娱乐业爆发的时代几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娱乐产业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和现实生活其实并无多少联系，比如穿越剧、玄幻剧、古装剧、脱口秀等完全就是脱离现实的纯粹娱乐，如果生拉硬拽和现实进行联系，反倒显得违和，难以自圆其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将各种影视剧和现实生活强行联系在一起，继续用传统的文艺理论观念拉近影视娱乐作品和现实土壤之间的距离，反倒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正如上文所言，拉近距离增加了勾连现实的各种风险。也就是说，影视作品愈是贴近现实，愈是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舆情风险。
正因如此，我们社会可能需要一种新观念，那就是接受“娱乐就是娱乐”的看法，娱乐不必要有现实的基础，娱乐就是一种人性化的调味品。将娱乐和现实联系起来，反倒带来尴尬。就好像东北的“二人转”，你如果让它承载某种正能量的宣传功能，反倒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了。
如果将一些影视作品视作娱乐产业的一部分，并且将娱乐产业适当地独立出来，不光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还有助于降低舆情风险。当然，这种观念的前提，就是任何娱乐都是有底线的，不能冲击法治、道德和中国社会的公序良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