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一个较为重要的舆论现象正在出现，并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就是已经有央媒等主流媒体，针对发生在南京某商场被“战马行动”举报疑似旭日旗事件进行了抨击和谴责，已经在网络上引起了较多的转发分享。这种舆论现象在此前是非常少见的。
一、近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舆论现象
具体说来，就是主流媒体对于类似的敏感举报事件是极少发声的，更多的时候是保持了沉默。我们之所以单独拎出类似“战马行动”的举报事件，是因为并非所有的举报都是负面的，比如某大学的学生举报导师涉嫌学术造假，一位退休干部举报地方县委书记涉嫌贪腐，都是正义的行为，是一种社会正能量。
结果就是挑拨社会一个群体斗争另一个群体，带来社会撕裂和人群对立，我们反对的举报行为，是类似“战马行动”举报南京商场疑似旭日旗的行为，这种行为涉及意识形态并引发争议，而且是以捕风捉影、指鹿为马的“文革”方式进行恶意举报，社会各方都深受其害，不会促进一点的社会正义、产生一点的正能量舆论结晶，因此是一种带着极大负能量的举报行为。
正因如此，央视网等央媒在此次举报事件中，勇敢站出来发声抨击，才显得弥足珍贵，因为珍贵而成为一个新闻事件，并引发众多媒体报道，初步打破“沉默的螺旋”不利舆论。
二、主流媒体逃避敏感热点已成显著现象
那么，为什么此前主流媒体对于类似的恶意的举报行为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了沉默了呢？即便类似举报事件已经发生很多，而且很多人对此已是大为抵触，甚至深恶痛绝，但是主流媒体却常常坐视事件从爆发到产生后果，不光错失舆论引导时机，更对类似事件熟视无睹，毫不顾忌事件后果对于社会带来的伤害。似乎引导舆论，不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1.这实际也是本文要讨论的现象，那就是更多的主流媒体不光在面对类似恶意举报行为放弃报道和评论，而且在面对很多舆情热点的时候，一旦事件和意识形态有所牵连，他们就会表现出了“神隐”或者消极的姿态。
比如，在司马南挑战联想事件、圣诞节、张雪峰对于文科的评价事件、“阿里献血事件”、马云动向、“北极鲶鱼”事件、“丝袜门”事件、川大研究生过度维权事件、院长艳照事件等热点中，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客户端就常常保持了沉默，或者简单报道却无舆论引导，或者就此再无下文，网民再也看不到权威媒体的观点态度，只能围观自媒体，不知不觉被其引导和影响。
总之，在重大而敏感的热点事件中，主流媒体退避三舍，或者中门大开，任由自媒体来到营地炮制信息盛宴，自己则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或者在热点舆论战场的不远处，重开锣鼓，重开场地，跳起广场舞，虽说依然吸引了围观，但是让人总觉得少点什么。
通观很多动辄达到十万加的官方账号，他们的内容几乎不涉及近日的热点，或者涉及的热点不是重大舆情，而是最近的文旅热点、影视娱乐等安全素材。或者即使涉及热点，也是皮里阳秋，春秋笔法，而不是直面热点，拿出自己的报道和态度，如同老人腰里的那点钱，是包裹了多层手帕的。这是我们官方账号在今天呈现出来的媒体奇观之一。
对于官方账号放弃热点的现象，是需要进行严肃的考察的，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新闻现象。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重要的值得研究的新闻现象。
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在碎片化传播、众说纷纭的时代，是需要进行舆论斗争的，众多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账号应该是舆论斗争的主体之一，但是它们反倒在热点事件爆发的时候，也就是舆论斗争的最前沿保持了沉默，类似隔岸观火，或者朝天开枪，这不能说是怯懦和退却，但是肯定是某种程度的自废武功，它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影响因素的。
作为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领域持续耕耘的观察者，我的如下看法和解释不一定是最权威的，但是它源于深入的观察和对于媒体的理解，应该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简而言之，是媒介融合、宣传纪律、利益分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是主流媒体趋利避害的后果。其中的宣传纪律，是指媒体对于一些看起来重要但是涉及社会稳定的敏感新闻，需要从稳定的角度出发，进行慎重的报道。这当然会导致某些时候媒体的沉默，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会导致媒体的跨省舆论监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2.10
传统媒体时代，并不存在这种奇怪的现象，因为那个时代即便也有很多热点，但是如果传统主流媒体不报道，那么人们就不知道这些热点，就相当于这些热点没有发生。正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由于传播渠道的匮乏，人们是在半年多之后才陆续从报纸上知晓这件大事。这就是新闻原理之一，也即新闻并非存在于现实社会，而是存在于传播之中。因此，那个时代也就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奇观现象，网民一边在自媒体上享受热点盛宴，一边看着主流媒体这边悄无声息，似乎一切都没发生。堪称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媒体景观。
这种现象，更多是出现在媒介融合的做法之后。
在媒体融合的战略成为共识之后，几乎成为传统媒体自救和战略转型的“华山一条路”，虽然险峻，但是没有选择，只能前进，这就出现了国内无数传统媒体都在进行媒体融合的现象。媒体融合，不仅是个传播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而媒体融合的路径，虽然理论上存在非常多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成功的路径几乎只有一条，那就是争取达到10万+的阅读量。为此账号需要增加粉丝，获取流量。
我们现在可以说，微信公众号时代确立的10万+作为传播成功标准之后，
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下中国的传播标准和社会价值观。不同的新媒体平台，出现了不同的成功标准。微博时代的成功，在于巨大的粉丝规模，而在最新的短视频时代，在于利用算法一举破圈出群成为网红，而在统治多年并延续到今天的微信时代，尤其是在2012年推出微信公众号之后，阅读量10万+就成了成功标准。从此之后，追求10万+，就成了让无数编辑和机构负责人夜不成寐并且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道德成为流量的献祭品，各种擦边球、击破底线现象层出不穷，只为增加粉丝，获得流量，尽快达到10万+。每一个10万+，都会在编辑部引发一阵欢呼，负责人也快速签发一张奖励状。
这鼓励了人们为了获得流量，不惜以各种手段来挖掘人性中的灰色潜质，按摩人性中的“多巴胺穴位”，为此很多人伦道德底线被突破，但是一旦达到10万+，人们就认为取得了成功，而另一种社会道德的失败，却被当做献祭品冷落一旁。所以人们在流量时代，见证了无数的离奇现象和道德失范现象。
3.
由于流量的风险巨大，网络主管部门出于维护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常常出手整顿网络的非理性做法，但是又导致了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流量的生产者开始回避具有意识形态风险的热点新闻，而将绝大多数的流量任务寄望于娱乐明星的身上，将当红小生当做流量奶牛，由此网民阅读心理和审美心理被塑造成功，全民追星，盛况空前。
这就诞生了影响至今的现象，那就是娱乐明星在流量时代，吸引了社会全部的镁光灯和注意力，一言一行都是黄钟大吕，终于成为我们社会最大的意见领袖群体，其言行举止不光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也具有道德价值和文化价值，成为很多地方的文旅大使和旅游大使，成为年轻人偶像，影响了年轻人的价值观，饭圈文化出现了，微博平台也就此称为娱乐势力的领地。可以说，中国社会偶像时代的过早到来，是流量的必然产物，也是媒体融合的意外后果，也是网络治理的主管部门和媒体部门共谋的结果。
而那些不会引发围观流量的正能量人物、科学家、劳动模范和见义勇为的人们，却“郁郁沉下僚”，
不断沉底，沦为流量河床上藉藉无名的石头。
这种流量时代还带来了一个风险后果，
就是由于那些作为偶像的年轻明星群体，由于本质上都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是个通过人设和面具包装的光鲜“礼盒”，常常会不慎暴露出真实面目和本性，结果道德破产，或者触犯法律。一个偶像倒塌，常常压倒无数人年轻人，精神世界一地鸡毛，最终演化为社会问题。流量时代的娱乐偶像，已经成为社会的巨大风险因素。
4.
但是上述问题，并非是主流媒体逃避热点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账号对于10万+的狂热和非理性追求，导致他们对于“吸粉”的极端重视，也就是说，官方账号对于粉丝的过分看重，直接导致他们逃避热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需要重提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中国社会在改革发展40多年之后，
人们突然发现，人们在富裕起来之后，人群出现了分化，阶层也变得更为丰富而分明，在某些热点问题上，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更难达成共识。一个统一舆论的时代过去了，舆论分化和舆情对立的时代到来了。人们可以在一个大锅里吃饭，但是吃饱后随便一个问题就会引起争吵。观点不同的背后，是利益的不同、文化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以及阶层的不同。更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基尼系数的走高背后，是贫富差距的拉大，并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低收入群体“仇官仇富”的现象，这实际构成了中国过去数十年激流汹涌的网络舆情大潮的重要内容。作为改革开放初衷和结果的中产阶层，是中国社会的压舱石，他们享受到了巨大的红利，却在宏大的时代发展大潮中和低收入阶层骤然拉开了差距。中低收入群体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在这一边，中产阶层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并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他们希望在国运昌盛的时代里获得更大的红利，并自信认为踮踮脚就可以达到目标;在那一边，低收入群体虽然解决了温饱，他们却感受到了相对的剥夺，他们认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有钱人剥夺了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残羹冷炙。这导致了一个观念的冲突，中产以上的人群多年来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是低收入群体却感受到了收入的落差和贫富的差距，为此他们憎恶资本和资本家，渴望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
正是因为中低收入群体利益和文化，已经慢慢出现分歧，常常导致了观念的冲突，这就表现在很多热点问题上，中低收入群体观点和看法的不同，甚至是严重的冲突。比如对于资本的看法，因为获得感不同而不同。此外，中产阶层追求效率，而低收入阶层追求公平，而效率和公平，永远是政府需要考虑和平衡的优先事项，但是富裕起来的中国，摆平却越来越困难，在于双方所涉利益，越来越重大，越来越关键，再加社交时代和算法时代，强化了人们的圈层意识和群体认同，这使得双方更难握手言和。很多热点事件一旦爆发，阶层之间看法不一，一旦正面遭遇，就是一场认知和观念的决战。
比如，在司马南挑战联想的热点事件中，低收入阶层纷纷叫好，
而中产阶层可能更多希望维护一种改革的共识。观念愈是对立，观点愈是极端，只有极端和过火，才能收获关注和粉丝，才能凝聚自己的向心力和粉丝忠诚度，这是新媒体时代的流量秘笈。
5.
但是他们自身，无论在利益上还是观念上，却都属于中产阶层，
作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运营者，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推动他们维护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权益，这就导致了他们的精神和做法的分离。在精神上，他们支持中产阶层的观点，在做法上，他们维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这是很多时候媒体常常在评论上首鼠两端的根本原因。但媒体最大的利益关切，在于希望收获更多的中低收入群体的粉丝，但是在现实中他们发现，每当报道一个热点事件的时候，总是掉粉!而掉粉事件本身，对于媒体的运营者来说，无论是精神还是实践，都是一种重大的冲击，因为严重威胁到了媒介融合和10万+目标的实现。
为什么报道热点事件，主流媒体会掉粉？
这就涉及网络舆情爆发的原理了。只有触动人心、触及利益的事件，才会引发众多网民的关注，而通过中国数十年的舆情实践看，往往只有强—弱对立的事件，也就是涉官、涉富、涉权、涉贪腐的类似隐含强弱冲突的事件，才常常爆发为热点事件乃至重大舆情事件。正如每个10万+文章，都需要阅读线进入低收入群体才能引爆，热点舆情的爆发，也往往是吸引了众多低收入群体的参与才会爆发。
我们理解了网络热点事件爆发的原理，就知道主流媒体的掉粉原因，
以及对于热点事件的忌惮心理了。面对热点事件，中低收入群体常常达不成共识，会表现出截然不同乃至对立的立场观点。这就使得作为传播中介的主流媒体，突然坐在了利益分割和舆论仲裁的位置上。一般来说，主流媒体在报道热点事件的时候，常常从维护稳定、促成共识、弥补裂痕、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角度来报道和评论，并尽力引导舆论，希望达成一个共识性的东西，这个做法是价值观指导的结果，也是符合中产阶层的利益和预期的，但是将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作为朴素价值观和伦理观的低收入群体，早已被舆情激怒到情绪不稳、心理不满，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快意恩仇、手起刀落，从重从快惩处坏人、惩处贪腐，弘扬正气，保护好人。
整体而言，主流媒体要谈事件价值和价值观，但低收入群体要谈事件本身;媒体要谈法治，人们要谈现世报;媒体要谈愿景，人们要谈当下;媒体要谈共识，人们要谈不公;媒体要谈劳动，人们要谈分配……诸如此类，常常很难谈不到一起。
谈不到一起的结果，就是每当主流媒体报道热点舆情，来自低收入群体的粉丝就自动脱粉或者愤怒脱粉。而且，留言区会被愤怒的用户评论占领，遍地狼藉，一地鸡毛，这会导致媒体单位声誉的风险和社会形象的走低。重要的是，网民会感觉这家媒体单位脱离群众，甚至价值观出现偏差。因此，媒体履行新闻义务，热衷报道社会热点，反倒加剧了社会心理的不安，以及自身媒介融合的岌岌可危，而媒介融合的不成功，本身意味着一种事业的风险和政治的风险。
新闻报道走到了新闻报道初衷的对立面，
这就使得主流媒体开始对于热点事件保持了格外的警惕之心。这种逻辑进化的合理结果，就是总编辑开始告诫富于激情的年轻记者们，远离热点，远离非议;官方新媒体账号的编辑们也在安全和平衡的策略指导之下，开始追求安全的流量，文化文旅、美食美景、娱乐明星等内容依然是巨大的“流量池”，既安全完成了流量任务，也不冒犯社会风险，又能完成媒介融合的使命，何乐而不为？
6.
问题在于，当主流媒体远离热点事件之后，几乎等同于放弃了舆论博弈，任由自媒体斩获无数粉丝，影响力和粉丝数量一夜之间直接爆棚，而且网民更倾向于认为主流媒体不再关注普通网民和民生事项，也不再代表大众利益，网民从而更加依赖自媒体和网络爆料，网络舆情从而变得更为频繁。
热点事件是个稀缺资源，利用得好，就是一个打怪升级的机遇。近年来，澎湃新闻、新京报之所以影响力增大，最重要做法不过就是追逐热点，逐光而行，及时报道、勇敢发声。至于网民批评、辱骂，本身是增进网民触达率和热议度的因素，本身是推动知名度的突围的。
三、防范类似举报事件中“沉默的螺旋”现象
导致了一种“沉默的螺旋”的现象。
正是因为上述所说的，在类似“战马行动”和敏感热点舆情爆发的时候，很多主流媒体常常保持了沉默，或者逃离了战场，
这种现象是指，举报者由于利用了网民和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朴素道德，影响力越来越大，流量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和社会风气，反倒导致主流媒体和理性人群的观点和声音被压制，处于下风，而且处于可能冒犯和开罪举报者粉丝的尴尬境地，为了安全，主流媒体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这样一来，失去了反对面和挑战者，举报者更加所向披靡，舆论气场更加强大，逐步成为社会统治性、压倒性舆论观点，并逐渐凝结为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一边倒”的舆论局面出现了，社会已经无力制止和制衡这样的舆论和喧嚣的民意，社会的前途命运的方向，开始被推动转向了，大概率地偏离正向的积极性的方向。
这种“沉默的螺旋”现象，此前已经出现过，这也导致了类似“战马行动”这样由MCN机构培育的流量刺客，肆无忌惮地到处捕风捉影，并被部分群众误认为是个真正的热烈的爱国者，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代表了多数的民意。那些主流媒体由此投鼠忌器，避免冒犯想象中的民意，由此保持了沉默，任由事态滑坡而不能力挽狂澜。
正因如此，当少数央媒勇敢对类似举报事件和举报现象大声说“不”的时候，才显得弥足珍贵。
也正因为勇敢发声的主流媒体的稀缺，使得少数央媒的发声反倒成为了一个新闻事件，众多媒体进行了报道和转发，客观上对于狙击这种非正常的举报行为，起到了遏制势头的作用。这也告诉我们，关键时候“带头大哥”是可以扭转风气，改变“沉默的螺旋”的被动舆论状况。
四、以讹传讹的地方融媒体，成为“战马行动”的帮凶
在上述主流媒体的表现之外，在观察类似“战马行动”举报行为进入传播环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异常的表现，那就是一些地方融媒体利用这种热点，大赚特赚流量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不安。
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融媒体身上，他们虽然也是地方的主流媒体，但是和上述我们所说的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客户端不同，地方融媒体在报道来自其它地方的负面热点事件的时候，表现出特别活跃的姿态。
比如在“战马行动”针对南京商场的举报事件中，从我们搜集的信息看，一些地方融媒体倒是热烈积极地参与了，但是主要目标是追求流量，而并非是出于追求真相和引导舆论，因此他们在各种“端网微”进行转发，将远方的“鱼肉”端上自己的“刀俎”，做出了几种吃法。至于真相如何、要不要进行舆论引导，反倒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这种做法，既不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跨省舆论监督”，也不是正常的新闻报道，更不是追求真相和舆论引导之举，它仅仅是将热点当做一个吸引流量的“诱饵”，客观上成为“战马行动”扩大影响的帮凶，伤害了自身主流的定位，降低了自身的品格。
还有的融媒体只知转发，无问西东，导致以讹传讹，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比如有的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在传播中，将被举报的南京某商场直接写成了某家大型国有商场，给该商场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但是这样的错误信息，被几家地方融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全文转载了，结果其中的错误信息也转发了，成为了错误信息扩散传播的“二传手”。问题在于，自媒体的信息公信力没那么高，人们还将信将疑，而地方融媒体作为官方客户端，就享有较高的公信力，错误信息被融媒体转发后，相当于灰色信息被“洗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新闻的殿堂，成为很多媒体直接转载或者放心引用的可信来源，这种流量至上、不加分辨的做法，客观上也成为了举报事件的助力者，放大了事件的负面后果。
五、媒介融合十年小结：不少官方新媒体需要注意乱象
我们从这起举报案中，观察到上述一些发生在传播环节中的非正常现象，这是值得重视和反思的。
近年来，由于媒介融合成为传统媒体转型转轨的最重要的路径，使得各地主流媒体及其客户端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他们将媒介融合的成功，单纯地理解为追求10万+、生产流量、破围出圈、吸引粉丝和增加活跃度等，由此出现了上述一些不正常的做法，引发了非议，给官方公信力带来了伤害。
到如今，人们突然发现，曾经让人们非常放心的一些地方官方新媒体账号，反倒出现了一些不省心的现象。
由于这些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数量众多，规模巨大，又一定程度上流量至上，10万+成为价值观，反倒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曾经乱象百出的自媒体引发了主流媒体的批评，以及主管部门的严厉监管，
比如说，很多人反映，有的地方官博为了流量“大计”，编辑即便在转发正能量鸡汤的时候，也会捎带转发一则负面社会新闻或者突发伤亡信息，希望同时从正面和负面收割两波流量。这样虽然可能会达到流量目标，但是给人的观感是非常不好的，感觉同一个编辑、同一个页面，价值观是冲突的，而且又是出自官博之手，就感觉是个乱象，让人难以接受。
从2014年前后中央提出部署媒介融合战略，然后各地开始整体跟进实施，至今已经将近十年。
十年之功，有得有失。在步入新年之际，将成果发扬光大，对乱象进行扬弃，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
